深圳等6市试点共有产权房 市民与政府共同出资

南都讯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住建部日前召集部分城市在北京召开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城市座谈会。会上,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黄石、淮安6个城市明确被列为全国共有产权住房试点城市。

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要求,北京等6个试点城市要进一步完善试点方案,特别强调要确保公平公正,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

目前,共有产权住房纳入到保障房体系管理,属于保障房范畴,但业内一些专家认为,共有产权房应“自成体系”。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未来应该会单独归类进行管理。

合同须明确双方各占多大比例产权

共有产权房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07年起就已经在江苏省淮安市进行试点,目前该模式已在江苏省其他地区获得了推广。

除了江苏,上海、北京等地共有产权住房的脚步已经早都启动了。2012年1月,上海降低了共有产权房的准入门槛,月收入达到5000元的人也可以申请。2013年10月末,上海共有产权保障房开始摇号选房,2013年一共筹集大约3万套房源。

2013年10月北京公布的自住商品房,其实就是一种共有产权的住房。住建部副部长齐骥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之所以价格便宜,是因为政府让渡了部分土地出让金并进行了税费减免,从而也获得一部分产权。

“有些地方政府在出让土地的时候,让渡部分土地出让金,甚至通过一些税费减免的方式来降低建造成本,让无房的群体能够买得起。既然是共有产权,在签订销售合同的时候,必须明确在这套房子当中购房人、政府各占产权的多大比例。”齐骥说。

共有产权房能否转卖

政府替业主掏了钱,那么这样的房子是不是意味着要一直都和政府共享产权呢?买了之后,能不能再卖出去呢?按照江苏的规定,业主可以在5到8年的时间“赎回”政府拥有的那一部分产权,如果8年之后仍然没有赎回的,只需要缴纳剩余产权比例的少量租金仍然可以继续居住。

在北京的规定中,每户居民只能购买一套自住房,但是在不少人士看来,自住房应该只针对于无房户,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出它“保障”的特性。在齐骥看来,共有产权房很好地解决了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当中的福利陷阱。

齐骥表示,购买这类住房的家庭收入提高了,可以把这个房子按照市场的价格出售,但是合同当中已经约定的增值部分分配应该执行,个人可能得到多少,政府的份额应当得到多少。也有可能有一些家庭收入增加以后,就买下了这一部分共有产权,这在合同中也可以做约定。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共有产权的关系和这部分房产升值以后,增值部分各方面利益的合理分配。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认为,共有产权房降低了购房门槛,也缓解了政府的融资困难,非常值得在大都市推广。(央广网)

名词解释

共有产权房 即政府和市民双方共同拥有房屋的产权。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购房时,可按个人与政府的出资比例,共同拥有房屋产权,而当市民有购买能力后,则可以向政府“赎回”另一部分产权,变“共有产权”为“自有产权”。

(原标题:深圳等6市试点“共有产权”房)

中国地震台网观测到黑龙江坠落物事件(图)

据中新网消息,5月16日6时许,三个不明飞行物体从天而降,先后坠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下辖的依安县和拜泉县境内。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调取了离依安县和拜泉县最近的地震台站(讷河台)波形数据,进行了仔细分析,从记录图上可以清晰识别3个信号,初动均向下。第1个信号的到时为6时02分35秒,第2个信号到时与第1个相差2秒,第3个信号到时与第2个间隔6秒左右。可以初步确定这三个时间是三个不明飞行物体的着陆时间。

源自国家地震台网官方微博(@中国地震台网速报 )

成都政府买单邀1633人看电影《归来》

政府买单 大众电影时代“归来”? “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昨启动,1633位市民进影院免费观看了电影《归来》

这是一场宾主尽欢的邀请:昨天,1633名成都市民免费进电影院看了《归来》,心满意足;代表政府为此买单的成都市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局局长黄勤也颇感欣慰:一部新片上映一月之久,仍有如此吸引力,这足以印证,电影票价降下来,观影人数就上去了。

《归来》正当其时,《归来》意味深长。它是成都“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的开篇,或许,它呼唤并预示大众电影时代的归来。

“政府请客,市民观影”不是一时一地之举,还将是成都市民长期利好。据悉,“公益电影进影院”已经纳入成都市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推进项目之一。

“公益电影”是个药引子

政府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调节市场失灵的责任和义务。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旭东认为,虽然电影产业化程度较为发达,但并不意味着电影产业不可以承担近似的公共文化惠民职责。

“公益电影进影院”的突破性在于,不仅破天荒打破了现行的影院价格体制,还将那些已经下线的优秀国产电影请回电影院。在市广新局负责人看来,“公益电影”是个药引子,对症的是当今电影市场的畸高票价。最终,院线公司把更多非黄金时段的播映资源,以10元票价向市民开放,实现按阶梯时段、提供阶梯价格、面向阶梯收入人群,才是电影文化产业良性发展之路。

曾经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现在电影票动辄三四十元也太高了。”一位走进公益电影院的公交司机说。至于那些不谙“网事”、不懂团购的人,更是在高高在上的电影标牌价前望而却步。

如今

昨天,1633名成都市民免费进电影院看了《归来》,心满意足;代表政府为此买单的成都市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局局长黄勤也颇感欣慰:一部新片上映一月之久,仍有如此吸引力,这足以印证,电影票价降下来,观影人数就上去了。 

升级版 

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是一个月前成都“公益电影进影院”行动升级版。当时试点三周,上座率让人失望。症结很快找到:只针对低保群体和建筑工地农民工、环卫工人群体的覆盖面过于狭隘。

夹心层

事实上,低保群体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大量夹心层,才是既有精神文化需求又受限于市场高价的人群。认识到这一点,成都很快将“公益电影进影院”扩大升级为“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一是扩大惠民范围。二是扩大覆盖区域。三是扩大参与影院。

现场

电影开始前1小时

就有市民守候

昨天是父亲节,也是“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启动的日子———昨天上午,1633名观众在成都主城区太平洋院线等下属的9家影院免费观看了张艺谋导演的新作《归来》,观众反响强烈,对这次活动给予积极的回应。

昨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了位于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的成都沙湾紫荆影城。此时已有市民站在活动海报前围观。昨日正值父亲节,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很多一家三口或者父子俩一起前来。电影开场后,全场座无虚席,观影过程中,很多观众一直抹眼泪,被影片中细腻深情所打动,而在一些小细节上,全场又会爆发出会心的笑声。

在峨眉院线下属的东方世纪影城,前来免费观影的市民也络绎不绝,7号电影播放厅坐得满满当当。电影放映结束后,走出播放厅的吴阿姨还沉浸在影片所渲染的气氛中,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她说:“我看着电影也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今天还是第一次在影院里面看哭了。”她表示,自己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能体会到政府的用心,以后也希望能多多参与。”

一问

10元看电影如何可能

“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是一个月前成都“公益电影进影院”行动升级版。具体来说,就是政府以10元一张的采购价,请中低收入市民进电影院看电影。

在中国电影票价虚高的当下,10元票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业界皆知,院线供片方有一个内部协定,不管怎么打折,票价不能低于30元,2D的片子是25元,3D的片子是35元。10元的低票价,可谓突破了各院线的价格底线。

那是一场艰难但高效的谈判。据市广新局介绍,他们调研发现,影院上午和下午都有大量资源闲置,上座率几近为零。再与王府井电影院、峨影集团、太平洋院线公司一一对接,各方姿态积极,电影院甚至表态“不赚一分钱”,政府只需要支付每张电影票要缴纳的电影基金、税款和供片方的分成即可。

10元的超低票价并非全无根据。经过测算,按20元/张最低票价,政府需支付10.21元/张。最后,四川峨眉电影集团副总裁、省电影公司及太平洋院线总经理王春良干脆答应,10元/张。

“不能做让别人亏本的事。”市广新局又挨个联系供片方———全国各大影业公司,以10元票价发出邀约,要供片方接受并与院线分成。

5月14日,距离“公益电影进影院”行动启动仅剩一天。当晚8时27分,市广新局负责人的手机上传来一条他期待已久的信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参加,手续后补”。中影的参加,为活动成功添上了最重的砝码。

“公益电影进影院”行动于5月16日在锦江区辖区太平洋院线4个影院顺利开始。中影、华夏、上影、华谊兄弟、光线、博纳、乐视等21家联合发起倡议,支持成都市公益电影进影院。

二问

10元票价是否干扰市场

并非为了公益就能实现公益,就像怀揣美好的期望,却不一定通往预期的佳境。“公益电影进影院”并不否认走过弯路。

试点三周,周六、周日上午10时30分的公益电影专场上座率让人失望,共发出兑换券4280余张,实际观影仅692人。

症结很快找到:只针对低保群体和建筑工地农民工、环卫工人群体的覆盖面过于狭隘。拿试点的锦江区来说,低保人群总量仅4000人左右。由于年老体弱残疾行动不便和实际居住地远在郊区(市)县等原因,有条件观影的群众实际不到20%。“低保专场”的名声进一步限制了观影者的脚步。而环卫工人、建筑工地农民工,人员流动性大,休闲时间不多,精神需求常常不得不让位于生计需求。

事实上,低保群体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大量夹心层,才是既有精神文化需求又受限于市场高价的人群。认识到这一点,成都很快将“公益电影进影院”扩大升级为“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政策修正为:一是扩大惠民范围。新一轮试点不对观影群众设置任何条件,由市民向社区自愿申领,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二是扩大覆盖区域。在五城区和高新区全面试点。三是扩大参与影院。计划设置30个影院,以方便群众就近观影,并对参与影院给予6成上座率保底承诺。

此番“不限人”的惠民范围看似无限大,仿佛面向“所有人”,其实不然———因为限时,仅限于周三周日上午,自然将之与正常观影群体区隔开来。正如王春良所说,“公益票价看似降低了最低票价,对于院线来说并不会是亏本买卖,因为这样利用了院线的闲置资源”。这就很好地回答了10元票价是否干扰市场的疑问。

公益电影进影院,只不过是城市“广场电影”提升观影环境、质量、向电影院空闲资源转移阵地的一种方式。作为“电影人人看”国家文化惠民工程的一部分,成都每年组织农村“坝坝电影”2万余场,社区“广场电影”近2000场, 2013年,全市在公益电影放映方面共投入了约520万元。

三问

政府采购只是出钱那么简单吗

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到了需要政府出钱让老百姓进场看电影的时候了。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现在电影票动辄三四十元也太高了。”一位走进公益电影院的公交司机说。至于那些不谙“网事”、不懂团购的人,更是在高高在上的电影标牌价前望而却步。

正是电影票价水平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过分悬殊,让看电影这样的大众文化消费变身为“高端消费”。高票价将很大部分有观影需求的民众挡在了电影院门外。

政府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调节市场失灵的责任和义务。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旭东认为,虽然电影产业化程度较为发达,但并不意味着电影产业不可以承担近似的公共文化惠民职责。

“公益电影进影院”的突破性在于,不仅破天荒打破了现行的影院价格体制,还将那些已经下线的优秀国产电影请回电影院。

政府掏钱请市民看电影,并非完成政府采购那么简单。市广新局的心意更大更远,公益电影要帮助更多买不起票的市民走进电影院,但更希望电影院主动降价,吸引更多市民享受优质的电影文化产品。

在市广新局负责人看来,“公益电影”是个药引子,对症的是当今电影市场的畸高票价。最终,院线公司把更多非黄金时段的播映资源,以10元票价向市民开放,实现按阶梯时段、提供阶梯价格、面向阶梯收入人群,才是电影文化产业良性发展之路。

成都商报记者 徐琼

观影人说

让电影在生活中不因票价而缺位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

□观影人:西南民族大学大三学生张永鑫

□观影地点:四川峨影1958电影城2号厅  

很幸运能参加这次“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活动,弥补了我之前因为课业繁忙没有去影院观看《归来》的遗憾。我早上8:30就到达电影城,原本以为到的时间有点早,但我看到很多热心市民早早地就来到了影城,在现场,我看到了很多张熟悉的面孔,有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残障人士……一张电影票,票价最低在30元左右,3DIMAX票价高达100元左右,这个票价对于一部分人来说,确实有点高了,“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恰恰解决了电影在部分人群生活中“空缺”的问题,10元公益票价由政府埋单,在现行的电影最低票价体系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行为。

通过这场电影,增进了父女感情

□观影人:钟先生与18岁的女儿

□观影地点:成都沙湾紫荆影城 

钟先生带着女儿一起来观影。钟先生介绍,18岁的女儿刚参加完高考, “平日里工作忙,她也在考试,之前,我们父女俩没有看过《归来》,正好趁此机会看看,听说很感人。”

近12时,电影结束后,从观影厅走出来的钟先生紧紧握着女儿的手,女儿也主动聊起了电影中的感人场景。钟先生的女儿平日比较内向,父女俩沟通并不多,而通过一场电影,反而增进了父女的感情。钟先生女儿称,已有很多年没有和父亲一起看过电影了,昨日恰逢父亲节,她希望将这次共同的观影体验作为一份温馨的礼物送给父亲。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陈谋 曾灵

重大突破

扩大观影人群、实现均衡覆盖

成都市“公益电影进影院”行动于2014年5月16日在锦江区辖区太平洋院线4个影院启动,很大程度上满足“低保户”和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特殊群体看电影的需求。为进一步扩大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成都市广新局决定在“公益电影进影院”活动试点一个月后,根据市民需求推出“升级版”———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活动。和以前相比,“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活动”更加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惠民”和“均衡”特点。除了继续延续由政府采购的方式,以每张票10元的低价向院线和出品方购买公益电影票外,还在扩大观影人群、实现均衡覆盖上做了重大突破。据了解,任何在成都生活、工作、居住的市民,都可向参与这次活动的所在社区申领观影券,免费看国产优秀电影。

市广新局局长黄勤表示,“公益电影进影院”是成都市文化惠民行动的重大创新,之前已经在锦江区进行了一个月试点,“今天,我们又在五城区和高新区开始新一轮试点,‘公益电影进影院’这项工作我们将长期坚持下去,之所以在未来一个月称‘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主要寻找解决政府的文化供给与老百姓需求的平衡点在哪里。一周两场电影够不够?如果大家觉得形式很好,我们会适当增加场次,并不是说一个月活动完了就结束了。”黄勤希望院线公司可以把更多非黄金时段的放映资源,以10元票价开放,“目前电影票价太高了,电影是观众很喜欢的文化活动,因为高票价让观众放弃了选择。同时希望电影公司多拍摄适合观众的好片子,让更多观众到影院看电影。”

积极影响

期待对电影票价进行细分

四川太平洋院线公司副总经理朱蓉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5月16日开始,太平洋院线积极配合成都市广新局,完成了为期一个月成都市“公益电影进影院”活动试点放映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昨天开始,成都市中心城区进入“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新一轮试点。朱女士透露,这次太平洋院线参加“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的影院达到了13家,接下来还将陆续增加影院参加这次活动。

10元公益电影票会对目前的电影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冲击,电影票价会不会降低?朱蓉表示,目前国内各类城市的最低电影票价分为ABC三类,执行A类票价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是B类票价,当一部影片公布A类城市的票价是30元的时候,成都就是25元,“我们在经营过程中不断和片方沟通,我们希望在中国国产影片的观影上采取阶梯型票价,也就是上午不要执行那么高的票价,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影院,现在太平洋院线旗下很多影院要长期做10元公益电影,但目前很多国产影片最低票价都是20或者25元,那怎么办?我们就按照片方规定的最低票价起,比如《归来》首轮放映最低票价是25元,我们在公益放映时就是25元,现在第二轮放映最低票价是20元,我们就按照20元执行,这次成都市广新局组织的优秀国产影片免费观影月活动政府会拿出10元进行补贴,也得到了片方的认同。所以我们期待这次活动能对中国电影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中国的电影票价应该按照实际情况进行细分,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昨日,峨眉院线董事长申书凤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以前院线自己也做过公益电影播放,这次活动在政府、院线、媒体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效果更好,“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进一步地拓宽了市场,也是大家贯彻走群众路线的表现之一。”

申书凤说,这次由政府牵头组织的惠民工程,不再是以往很多公益活动看露天电影的形式,而是走进了影院,这不仅让观众更能体会到影院的魅力,也更提升了活动的品质。她表示,这次也是政府真正考虑到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为老百姓做的好事,“这个活动不仅利用影院上午的时间,也扩展了市场,让我们的影院影响走进了社区,传递我们院线的文化。”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陈谋 曾灵

浙江2013年至今两千余官员因群众举报落马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获悉,2013年1月至2014年5月,全省检察机关受理群众举报线索10484件,同比增长10.8%,受理后移送侦查部门3275件。

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王祺国介绍,2013以来,浙江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178件2665人,其中贪污贿赂类犯罪案件1662件2034人,渎职侵权类犯罪案件516件631人,根据举报线索立案查处占比超过90%,两千余名贪官因举报落马。

浙江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举报工作。目前,全省各级检察院均设立举报中心,举报中心与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合署办公,统一受理举报和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统一管理举报线索。

“检察机关查办、预防职务犯罪中,群众举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浙江省检察院举报中心主任翁跃强告诉记者,依托群众举报,检察机关成功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包括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李震范、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原副书记程锋、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金俊杰等一批重大有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浙江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李汉水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浙江省职务犯罪呈现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高新技术开发区项目工程成权钱交易新型载体,亟需重视。

4月18日,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杭州城西科创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原主任李震范无期徒刑。

经查,李震范在担任杭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期间,收受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某贿赂现金165万元,并利用职务便利为叶某在经营的房地产项目及为叶某亲属工作安排等方面谋取利益。

同时,李震范以低价购房形式收受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新(另案处理)贿赂414.5余万元,为张新在职务提拔、违法申购拆迁安置商铺等方面谋取利益,共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1333万余元。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党工委原副书记程锋受贿案、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局长金俊杰受贿案,具有类似情况,这样的典型案例在绍兴、丽水等地均有发生。

浙江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金焕民介绍,目前,浙江省已开展“查办和预防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等专项活动,加大涉农、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食品安全、征地拆迁及垄断行业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惩治力度。

去年至今,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办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职务犯罪89件113人;查办在新农村建设、惠农资金管理等涉农领域贪污贿赂犯罪176件226人;查办食品安全领域渎职犯罪35件45人;查办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职务犯罪112件160人。

去年,宁波市检察机关接到群众举报,反映部分建筑垃圾处置单位肆意乱倒渣土泥浆,甚至直接向甬江、余姚江、奉化江的“三江”河道排放泥浆,严重污染环境,堵塞河道,影响防洪、通航、桥梁安全,社会危害性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仅江北区范围内被随意倾倒的建筑垃圾若全部清理干净,政府需花费10亿元以上。检察机关根据群众举报和媒体报道,深查细挖,查清乱倒渣土泥浆背后的利益链条,立案查处了包括宁波市城管局原副局长陈建胜,宁波市港航局原党委书记、副局长冯华等人在内的滥用职权犯罪案5件17人,贪污贿赂犯罪案25件27人。

本报杭州6月29日电

(原标题:群众举报拉两千余贪官下马)

甘肃上半年1396人因作风纪律问题受处理

新华网兰州7月21日电(记者姜伟超)记者日前从甘肃省纪检监察部门获悉,今年上半年,甘肃共查处违反作风纪律规定问题638起,1396名党员干部受到处理。

甘肃省纪委常务副书记杨志宏介绍,今年以来,甘肃省纪检监察机关全面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纪问责,按照“快查快结”的要求,上半年共查处违反作风纪律问题638起,1396人受到处理。查处的问题是去年全年的3.8倍、处理人数是去年全年的4.4倍。

同时,甘肃省纪委先后4次对39起违反作风纪律规定的典型问题进行点名道姓公开曝光,14个市州共对225次、586起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有力地释放违纪必纠、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甘肃省纪委介绍,为不断巩固和深化作风建设成果,畅通信访举报通道,在甘肃廉政网上设立了违反作风纪律规定问题举报专栏,公布举报电话,全天候受理群众投诉的同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1325件次,同比增长77.9%,1402人因群众投诉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广州万余公交车年内将设逃生门

央广网北京8月7日消息(记者周羽)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记者从广州市交委了解到,广州1万多辆公交车计划年内增设逃生门,目前正在就此研究详细的方案。

在7月15日发生公交车放火案之后,广州市交委在139条重点公交线路新增了安全员1200多名跟车暗查,各个单位也举办了防恐演练近300场。公交系统还从人防、技防、物防全方位的加大了防恐的力度,落实对站场、站点的巡查和检查。通过组织开展警棍、盾牌、棍术实操训练、防恐知识培训、防恐处置演练,提升应急队伍、员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如果放火案发生的时候,公交车司机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而是自己先跑,那肯定会造成人员更大的伤亡和损失,那是难以估量的。广州市交委副主任颉亚林透露,2014年上半年,广州市公交行业就交通事故、车辆燃气泄露、车辆自燃、恶性治安事件等项目,一共培训了人员3.6万人次,提升了驾驶员队伍的防范危险品、消除险情、疏散乘客、信息报送和现场警戒的能力。

广州市交委还通过重点营运车辆联网联控系统对接,实现了整个广州市辖区范围内所有重点营运车辆的实时监管。截至到今年的7月30日,这个系统已经接入到广州市的重点营运车辆超过了5万辆,本省外市的重点营运车辆是超过了19万辆,外省的重点营运车辆超过了1万辆。

(原标题:广州1万辆公交车年内将设逃生门)

外媒关注中日外长深夜会谈:长时间慢慢对话

参考消息网8月11日报道 外媒称,日本各大媒体8月10日凌晨起纷纷报道正在缅甸出席东盟加美、中、日、韩外长会议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刚刚结束与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并形容“这是2012年12月安倍再次掌权以来中日外长首次会谈”。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8月10日报道,中国媒体中新社8月10日上午发稿报道了两人会面的消息,新华社当日下午也刊发出相关报道。中国媒体报道称,王毅是应约同岸田文雄进行非正式接触。

报道称,尽管会谈后,中日外长都没说明具体会谈内容,不过日本官方电视台NHK报道,会谈中岸田文雄就改善僵冷的中日关系这一问题表示,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该推进各种层次对话,让中日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

岸田也向王毅转达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希望在11月北京召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呼吁,并询问中方是否有不设前提条件地响应安倍呼吁的意向。

对此,王毅强调了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上不让步的立场,要求日方向中方立场靠拢。

这一缅甸时间8月9日深夜的会谈后,岸田对日本记者说:“与王毅外长就中日是否应推进关系改善交换了意见,彼此坦率表述了各自意见,实现了长时间地慢慢对话,对我来说,很想希望借此机会推进中日改善关系。”

报道称,各大日媒都把中日外长实现会谈视为最近中日关系出现缓和动向的具体进展。

(原标题:外媒关注中日外长深夜会谈:长时间地慢慢对话)

四川发现最小恐龙足迹 首批足迹因采矿被破坏

昭觉发现的第一批恐龙足迹群,现已遭破坏成为一片乱石。岩壁上纵横交错的便是恐龙足迹。昭觉发现的第一批恐龙足迹群,现已遭破坏成为一片乱石。岩壁上纵横交错的便是恐龙足迹。
古生物专家在昭觉科考。古生物专家在昭觉科考。
保存完整的恐龙足迹。保存完整的恐龙足迹。
最小的恐龙足迹。最小的恐龙足迹

原标题:凉山昭觉:快救救恐龙的“脚板印”

记者 徐湘东

这里不仅发现了长度仅两厘米的世界最小恐龙足迹

这里还先后发现了六批次的恐龙足迹群

但首批恐龙足迹已被破坏,如何保护势如燃眉

近日,来自中、美、韩三国的恐龙足迹化石研究专家宣布,他们之前在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央摩祖乡发现的一批恐龙足迹,被确定为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小恐龙足迹。这种恐龙足迹被称为小龙足迹(Minisauripus),长度仅2厘米左右。

近年来,昭觉县已发现多处恐龙足迹化石。5月1日,昭觉县文管所所长俄比解放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就在不久前,在该县的三比罗嘎矿区,再次发现了一处大面积恐龙足迹群,上百个足迹形成一条清晰的“Z”字形路线。这是目前当地发现的第六批恐龙足迹群,也是面积最大的恐龙足迹群。

但是,三比罗嘎地处矿区,长期的矿石开采,已将原来的自然生态破坏。因采矿爆破,岩层不断滑落,当地最早发现的一批恐龙足迹已被破坏无存。而其他足迹,也面临着“得而复失”的危险。

如何尽快地保护这些恐龙足迹化石?俄比解放为此奔走呼吁多年,但效果并不如意,仍面临一系列难题。

昭觉惊世“龙印”

在凉山州昭觉县,发现并确认了世界最小的恐龙足迹,长度仅两厘米左右。不仅如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发现了6批次的恐龙足迹群。昭觉如此富藏的“龙之足印”让人叹为观止。

科考发现 世界最小恐龙足迹 2014年7月,由国内青年古生物学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生邢立达领队,世界权威恐龙足迹专家、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马丁· 洛克利教授,以及韩国教员大学的金正律教授等古生物专家加盟的联合科考队,对凉山州昭觉县央摩祖乡一处崩塌岩壁下的数十个恐龙足迹,进行了考察。

今年4月,经科考研究确定,央摩祖乡的这批恐龙足迹,为世界最小的恐龙足迹,其生存时期为白垩纪。专家组的这一研究成果,在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的《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态学》期刊上进行了发表,这种恐龙足迹,被称之为小龙足迹(Minisauripus)。

邢立达介绍说,这种恐龙足迹,不仅袖珍,而且珍稀,其中谜团还相当多。常见恐龙足迹长度在20至30厘米,但央摩祖乡的小龙足迹,长度仅有2厘米左右。

“这意味着,它们的造迹者的体长只有小鸟大小,这颠覆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恐龙并不都是庞然大物。这类小足迹的主人,可能与某种毛茸茸的美颌龙类有密切的关系。”邢立达说。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在四川峨眉首次发现了小龙足迹。2002年,马丁·洛克利教授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学者,在山东莒南又发现了同类足迹。 与之相比,昭觉县的这批小龙足迹保存得更完好,尖锐的趾痕异常清晰,而这意味着,它们为肉食性恐龙。而且,根据其步伐长度,推测出这批小龙的奔跑速度最高 可达22.5公里每小时。

马丁·洛克利教授认为,小龙足迹的再次发现,有着深刻的古地理学意义。在早白垩世,东亚的恐龙足迹,主要为细趾的小型兽脚类和多样化的鸟脚类,这些足迹显示出较强的地区性,比如小龙足迹目前只出现在东亚,其它地方却未曾发现,这可能与古地理因素有关。

成批成群 昭觉已发现六批足迹

其实,这并不是昭觉县第一次发现恐龙足迹。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昭觉县已经连续发现多处恐龙留下的“脚板印”。2013年,当地还发现了亚洲首例恐龙游泳足迹。华西都市报记者也曾随同专家,参加过多次在该县的考察。

这些恐龙足迹中,规模最大的,是三比罗嘎恐龙足迹群。长期关注当地恐龙足迹的昭觉县文管所所长俄比解放告诉记者,三比罗嘎恐龙足迹群,位于昭觉 县三河乡三比罗嘎的矿山上。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因采矿爆破,陡峭的岩壁上,陆续暴露出了一批批恐龙足迹,目前已发现了上千只。

就在不久前,在三比罗嘎矿区的一处岩石上,再次发现了大量恐龙足迹。俄比解放说,这是当地发现的第六批恐龙足迹群,在面积约400平方米的岩壁 上,共有上百个脚印,构成了两条行进路线。其中一条路线长约60米,为兽脚类恐龙足迹,单个恐龙脚印长25厘米,单步长96厘米;另一条路线长65米,是 蜥脚类恐龙脚印,与上条路线间距25米,单个脚印长35厘米、宽30厘米,单步长135厘米。

俄比解放将此处足迹群,命名为“F点”,此处与原来发现的“E点”足迹群连成了一片,加起来足迹数量约有1000个,一共有9条行进路线。这些恐龙足迹大小各异,有深有浅,行进路线也相互交织,十分有趣。

“龙印”保护困局

在昭觉文管所所长俄比解放看来,除去观念的问题,保护古龙足迹化石最现实的问题还在于当地财力有限,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不够。他一再强调,恐龙足迹一旦被破坏了,就不可能再生,到时候悔之晚矣。

警示信号 第一批恐龙足迹已被破坏

昭觉县最早发现的一批恐龙足迹,也在三比罗嘎矿区。而这批足迹,现已不复存在,这令俄比解放深感痛心。

俄比解放说,最早一批恐龙足迹发现在1991年9月,当地开铜矿爆破时,将山体震松,岩石滑落,从而暴露出了恐龙足迹。但当时无人认识,所以并未上报。直到2004年,才被确认为古生物足迹。

俄比解放的电脑中,还存放着这批足迹未被破坏时的照片。他说,足迹在采矿区东面的岩壁上,面积约1500平方米,上面有行进有序的蜥脚类恐龙行 走路线12条,足迹300多个,清晰可见。当时,县上还专门组织了人员进行考察。资料显示,有6条足迹线路是较大体积恐龙留下的:最大的单个脚印,长62厘米、宽60厘米,单步跨度长91厘米。

但是,随着矿山开采的继续,这批恐龙足迹,如今已被震垮、掩埋。俄比解放说,虽然目前其他恐龙足迹还保存完好,但因缺乏具体的保护措施,也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

观念分歧 该不该保护这些脚板印

昭觉县这些恐龙足迹,是否该得到保护?

作为文管所所长的俄比解放,一直是持有保护的态度,并为此奔走呼吁。俄比解放说,从目前发现的恐龙频繁往来的行迹信息可见,在中生代时期,昭觉 地区有各种恐龙在此生活。这些古生物遗迹,对古地理学、古气候学、古生物学、古生态环境学等研究提供了绝好资料。因此,昭觉恐龙足迹群的幸存与出现,实为 弥足珍贵,具有保护、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对它的保护,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专家邢立达也认为,这些距今上亿年的足迹,非常有保护的必要。恐龙足迹,具有骨骼化石无法替代的作用,骨骼化石保存的仅是恐龙死后支离破碎的信息,但足迹保存的,却是恐龙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瞬间,不仅能反映恐龙本身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

然而,观念上分歧仍在。有人认为恐龙足迹又不是恐龙骨骼化石,保护它,有啥价值?甚至认为,这些足迹不过是石头上的一些坑坑洼洼,没保护的必 要。对此,俄比解放颇为愤慨。他说,作为自然遗产,恐龙足迹一旦被破坏了,就不可能再生,到时候悔之晚矣。况且,依托龙足迹,还可以进行旅游开发,带动产业发展。“这是财富,可不少人没意识到这一点。”

保护难题 最大难题钱从哪里来

到底该怎样来保护恐龙足迹?俄比解放说,根据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第七条,大型的或者集中分布的高等植物化石、无脊椎动物化石和古脊椎动 物的足迹等遗迹化石,应当列为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他的建议是,当地应当成立自然保护区,建设恐龙博物馆,对足迹进行异地保护。

但是,保护却一直面临难题。一方面,因昭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要拿出建设需要的大笔资金,财政上的确非常困难。俄比解放认为,最重要的,是当地相关部门对此事的重视程度不够。古生物化石应当为国土资源部门管辖,昭觉县没财力去完成,于是他求助于上级国土资源部门,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

对于昭觉恐龙足迹的保护,邢立达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借鉴外地的保护经验。重要的足迹,采集下来,放在博物馆或者陈列室进行异地保护。有条件进行原址保护的,最好是现场建造保护屋。

目前,在重庆綦江、北京延庆,以及甘肃刘家峡,均有恐龙足迹成功保护的案例。其中,重庆綦江将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进行原址保护,并开发成为一处 休闲度假景点。甘肃刘家峡的恐龙足迹化石群所在地,建立起了刘家峡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而北京延庆的恐龙足迹化石,从2011年发现之后,当地就采取了保护 措施,设立化石保护区,并安排专人进行全天巡护,同时新建公路也绕开保护区施工。

“龙之足印”价值

恐龙足迹,具有骨骼化石无法替代的作用,骨骼化石保存的,仅是恐龙死后支离破碎的信息,但足迹保存的,却是恐龙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瞬间,不仅能反映恐龙本身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还能解释恐龙与其环境的关系。

“龙之足印”保护

根据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第七条,大型的或者集中分布的高等植物化石、无脊椎动物化石和古脊椎动物的足迹等遗迹化石,应当列为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

知道一下

恐龙足迹化石从哪儿来

据地质学专家分析,大约在1亿多年前,现在的化石发现地,当时还是一片湖泊。恐龙在泥沙上行走后留下脚印,被沉积物覆盖形成化石,后来化石底部岩层脱落,化石因此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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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需预约等待数日

报道称,在有50万人口的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医院预防接种中心人多拥挤,为让儿童打预防针,父母需要先行预约然后等上数天。

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的一家医院,由于担架数不够,医院只好利用木制担架转移产妇。为缓解产科人满为患的局面,乌兰浩特市将一栋建筑改造为产科医院,但医生人手不够的情况无法得到迅速改善。

报道称,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指出了这一问题。在中国,为确保劳动力,呼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孙晓梅指出,从小城市和城镇的现状来看,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显然为时尚早。

孙晓梅表示,呼吁立即撤销“二孩政策”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的人口统计学家及其他人有必要去小城镇看看医院的情况,他们可能仅仅根据大城市的情况就得出结论,但情况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人口一直处于下降状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力减少威胁到出口部门的竞争力。由于年轻人比例下降,经济活力也受到威胁。根据这一现状,人口统计学家们呼吁政府出台奖励措施,鼓励多生。

受数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影响,倾向于少生孩子的观念在社会上已根深蒂固。由于大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高涨,出生率得不到明显提高。2015年10月,中国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政府预计之后20年每年新生人口将增加400万,但去年的新生人口仅为1786万人左右,比前年仅增加约131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李葳表示,不能仅仅因为资源不足就继续实行不合理的政策,即使现在立即全面取消限制也难以很快解决人口问题。

李葳在广东省江门市担任市长12年,他亲眼看到工厂是如何一步一步面临招工难问题的。他表示,没有劳动力,怎么发展经济?有必要为立即提高出生率而采取对策。

解决问题需要五年时间

据报道,很多学者认为,“二孩政策”见效太慢,不足以解决国家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问题。孙晓梅与这些学者的见解不同。由于中小城市和城镇生活负担较轻,选择生二孩的家庭比大城市要多。但这已经给中小城市造成了过重负担,医疗和教育设施已经到了承受极限。孙晓梅对此表示担忧。

孙晓梅在大学期间学习妇女运动历史,有30多年的妇联活动经验,她期待有关生育计划的政策最终被完全取消。

她主张,在此之前,提高出生率最有效的方法是,进一步增加医院数量,培养更多的产科医生,提供补贴支持保育设施,减轻多子女家庭的税收负担等。

孙晓梅指出,等解决所有问题后,才可以撤销所有人口生育限制。结果出来之前,需要等五年左右。(编译/马晓云)

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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